3.汇制和币值是否合理成为外部冲击大小的重要因素。僵化的汇率制度往往成为国际资本攻击的目标，1999、2002年巴西、阿根廷金融危机前正在推行美元化，分别将雷亚尔、比索兑美元汇率锁定在1：1；东南亚1997年前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出现本币高估。本币高估或低估都将加剧外部不平衡，危及经济安全。本币高估后出现贸易、经常项目逆差，靠大量外资流入来弥补，由于贬值预期，出现资本外逃、货币或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本币低估后有二种情况，一种是日本式的升值过快，产生财富效应，扩大流动性和内需，刺激泡沫经济增长；另一种是升值慢但升值预期强，投机资本进入，外汇储备上涨，国内资产价格膨胀，加大经济风险，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4.国际游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与祸首。数万亿美元国际游资可以将任何发展中国家的股市冲垮。无论是债务危机还是货币危机，都与利用外国资本的方式不当有关，特别是证券投资、短期外债等间接投资或游资往往是祸首。如拉美在债务危机前对外借款超过3000亿美元、俄罗斯在1998年10月前后有200亿美元流入，泰国、凶尼、土耳其危机前的外债分别达到近1000亿、1500亿、1100亿美元，债务率很高。资本市场的开放也为国际热钱进出提供了通道，如同斯蒂格利茨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总结：“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导致危机的唯一最重要因素”，一旦出现资本加速外流，就会引发支付危机。

　　5.“金融不稳定”决定了政府调节的必要。实践与理论都已说明，金融天生具有“不稳定性”。费雪、凯恩斯、明斯基等著名经济学家发展并完善了金融不稳定理论，金德尔伯格用该理论检验了1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其正确性。索罗斯根据其自创的“反射性”及“彻底的可错性”理论，论证金融市场不可能达到均衡，而是处于不断的“盛—衰循环”，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错误的。人们也发明了“随机游走”(Random Walk)、“非理性”、 “过度交易”、“羊群效应”、“蝴蝶效应”、“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等生动词汇来描述股市特点，信心、预期、跟风经常成为金融市场的主宰。比如日本、拉美、东南亚等地的股价危机前都会翻几番，危机后都下降了70—90%，美国、台湾、日本等很快都回到几年前开始上涨的水平。因此，股市是容易发生“市场失灵”的地方，有必要进行合理的调节。

　　6.摆脱泡沫经济危害的道路是漫长的。不少国家都是股价上涨5倍以上、市盈率50倍左右，就出现了泡沫破灭，跌幅一般都在80%左右，跌到和上涨前水平差不多。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危害较大，拉美与日本都有“失去的十年”甚至十多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只有1%左右；到今年5月下旬，日经指数才 17,500点，不到18年前的一半；道琼斯指数 13,500点，NASDAQ 指数2,500多点，也不到7年前的一半。

　　7.有效的应对可防止风险蔓延。1974年英国金融危机、1987年美国黑色星期一、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影响都较短暂，1-2年后经济全面恢复，没有造成经济危机，与其应对及时、有力分不开。

　　8.建立适合国情的自主应对机制尤其重要。IMF、发达国家的政策建议往往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顾及当事国的国情。如对拉美债务危机时，IMF与16个拉美国家签订贷款协议，要求其实行经济调整、减少赤字等政策，反而加剧了经济衰退；东南亚金融危机时IMF开出了同样的经济紧缩药方，使其危机加重并蔓延；俄罗斯经济转轨时，采用西方的休克疗法，仿佛新的经济体制一夜就能形成，使俄罗斯经济下滑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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