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以什么为课税对象?我国古代思想家对此发表了许多意见。由于各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征税对象的选择也不同。议论纷呈，丰富多彩。

    一、孔子主张征人力税和收益税

    孔子推崇周代以人力和收益为征税对象。他说：先王制定的税制是“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人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就是说，征用民力耕种公田而考虑距离的远近；向商贾征税而考虑收益的多少；征调徭役而考虑年龄的差别。他认为这种税制比较合理。

    二、孟子主张“助而不税”

    孟子是单一的课税对象论者，只同意征劳动力助耕公田，否定其他的课税对象。《孟子.公孙丑》中载：“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藏于其市也；关，讥(稽)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悦，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之于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愿为之氓矣。……如此，则无敌于天下。”这段话是说，对行商坐贾不征关市税，对农民只征劳役助耕公田而不征税，对无职业的和宅地荒芜的人免除课税，这样就能取得天下所有人的欢心，并吸引远方的人民归附。取得了民心，就无敌于天下。

    孟子反对向商人课税，对商税的产生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孟子.公孙丑下》)。在他看来，最初向商人征税不是为了取得财政收入，而是为了制止卑贱的商人垄断取利，以维护集市贸易的正常发展。

    三、周朗、王夫之主张以人定税

    我国征人头税很早。战国时，商鞅就提出“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商君书.垦令》)。秦汉时期，人头税较重。大人小孩都征。曹魏开始，改为按资产分户等为主要课税对象。南朝的周朗亦提出：“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资”(《宋书.周朗传》)。

    王夫之认为，以人定税合理。因为“不论客户、土著、细耕、自耕、工商、游食”，都是国王的臣民，都应尽纳税义务。“一令稍有输将，以供王民之职”。他认为以田定税会妨害农业生产。所在提出：“惟民以收租(税)，而不度其田”(《读通鉴论》卷十四)。

    清代的邱家穗认为，以人定税有两点好处，一是征税面宽，“人无贫富，莫不有丁身可役。”二是有利于惩懒。认为征人头税可以强迫懒汉劳动。以人定税论者忽视了按能力负担的原则。资产少人口多的民户即使终年勤劳也难以负担繁重的人头税。正因为人头税不合理，所以最终被淘汰。

    四、杜佑、马端临主张以土地定税

    历史上主张将土地列为课税对象的人很多，而将土地作为唯一征税对象的也不乏其人。如唐代的杜佑主张只以土地资源为课税对象。他说：“古之有天下者，未尝直取于人。其所以制赋税者，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税”。这里的“衡”指山林，“虞”指水泽。由于“唯田及泽可以制财贿”，所以只应将它们作为课税对象。至于工商业，本不应作为课税对象，为了防止人们放弃农业这个根本行业而去从事工商业，就通过征工商税加以调节。就征税对象的选择而言，“历代至今，犹计田取租税”(《通典.食贷阂.赋税》)。

    元代的马端临也认为，“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易之法”(《通考.田赋三》)。他反对按人按户课税。认为贫民和富豪不加区别地一样纳税，是不公平的。

    五、杨炎主张以资产定税

    我国征资产税较早。在秦汉以前，资产税一般是以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为征课对象。至汉代才将现金、牲畜、车船等动产纳入财产课税。此后，财产税在赋税中的比重逐步扩大。唐前朝，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了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唐中期，在均田制受到破坏租庸调法难以推行的历史条件下，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即不分土户、客户、农民、商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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