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三月，太宗对秦王赵廷美下手，以谋逆的大罪名将其下放到洛阳，严加看管。而此前一个月，长期主管财政的大臣王仁赡也轰然倒掉。

    王仁赡当时任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主管皇家内务和国家财政，一向深得太宗宠信。他的事情看起来发生得很突然。二月的一天，王仁赡的一位部属，时任左拾遗、判句院的陈恕在朝会时突然发难，向太宗揭发王仁赡的许多问题。太宗当然得向王仁赡问个明白。可是王仁赡显然对这种场面没有任何防备，回答得结结巴巴。相比之下，陈恕则准备得相当充分，“词辨蜂起”。王仁赡说不过他，理屈词穷，搞得很狼狈。这一来，孰是孰非，地球人都知道了。仁宗大为震怒。

    那么，王仁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退回几十年前，他生活在唐州方城（今属河南），“少倜傥，不事生产”。五代后周时期，在永兴节度使刘词部下做牙校。刘词临死前上遗表，推荐王仁赡等人。我们应该还记得，宋初名相赵普也是刘词遗表推荐给朝廷的。刘词大概算是识才善用的人物，他推荐的这两个人，赵匡胤看中了，就向周世宗柴荣请求，都调到自己手下。入宋之后，王仁赡的职位逐步升迁，乾德二年初，擢为枢密副使。

    这一年末，宋太祖兴师讨蜀，王仁赡被任命为凤州路行营前军都监。宋军进展顺利，势如破竹。而对王全斌、王仁赡等人来说，此行可谓美差。蜀中向称富庶，宋军进入成都后，“全斌及崔彦进、王仁赡等日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掳掠女子货财，蜀人苦之”。当时还不够大牌的名将曹彬屡请旋师，他们全然不听。宋军长期滞留蜀中，以致激起大规模的兵变、民变，平蜀之役变成了持久战。

    到了乾德五年，蜀地臣民集体到汴京告御状，控诉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诸多不法之事，“于是诸将同时召还”。王仁赡首先被找去谈话。宋太祖让他交代情况，他把其他人的违法乱纪行为交代得很多，独独不谈自己，指望蒙混过关。宋太祖只好提醒他：“那么，收纳蜀将李廷珪家的歌妓，擅自开丰德库攫取金珠宝贝，这些事难道也是别人干的？”王仁赡遂“惶恐，不能对”。看来他缺乏急智，口才也并不出色，一遇到关键场合就掉链子。按法令，王仁赡等人都是死罪，但宋太祖念在他们新立大功，就从宽处理，只追还他们所吞没的部分赃款，并予以降职或撤职处理。王仁赡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但他在理财方面确实有些本事，所以不久之后，宋太祖又把他提拔上去，判三司，权宣徽北院事。

    宋太宗即位后，王仁赡在原职的基础上又加官进爵。太平兴国五年，他调查出一桩大臣和皇亲国戚营私舞弊的勾当，便向太宗打了小报告。原来，那些近臣国戚派人到秦、陇（今甘肃、陕西一带）收购竹木，做成巨大的筏子运到京师。路上遇到收税点，就假称是皇宫所购，以此逃掉税金。运到京师后，再贿赂有关人员，以两倍的高价卖给皇家。王仁赡这个小报告一打，太宗大怒，三司副使范旻、户部判官杜载、开封府判官吕端、左卫上将军张永德、驸马都尉王承衎等很多官员贵戚，都因此事而受到不同处罚。太宗由此而更加信任王仁赡。但被大面积处罚的那些人，与王仁赡之间难免就有了芥蒂。况且王仁赡自己本身就不干净，这为他日后倒台埋下了祸根。

   朝堂争辩，王仁赡被“以不畏强御自任”的陈恕驳得哑口无言。而深究一下，在此之前他就与多位僚属发生矛盾。这次揭发事件，只是水到渠成。在此之前，他“掌邦计几十年，恣下吏为奸，怙恩固宠，莫敢发者”。加之上次告发范旻等成功，“中外益畏其口”。现在既然太宗亲自审理他的问题，别人也就乐得知无不言了。太宗对王仁赡的处理仍然要算宽大，先罢为右卫大将军，又改为唐州防御使，遣返原籍。因为是勋旧老臣，每月还是发给俸钱三十万。按说这个结果不错了，但王仁赡因失掉权势，很不痛快，“怏怏成疾，数日卒”，年六十六。

    宋太宗对王仁赡这件事耿耿于怀，也许是因为此前太信任其人，所以有遭到背叛之感吧。后来他跟宰相赵普等人谈到三司财赋的问题，还沉痛地回忆起当年王仁赡是如何“恣吏为奸”，致使“诸场院官皆隐没官钱以千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