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封建社会，对税收一直实行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成制，但分成比例各朝不同。

 

    《汉书》记载：汉代，县级是收税的基层单位，各县所征收的赋税除支付俸禄外全部上交郡，郡再核实汇总上报中央。“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中央）。”即中央与郡一般实行对半分成。

 

    唐初，中央与州的赋税分成仍是各占一半。唐代后期，实行“两税三分制”。“先是天下百姓，输赋（税）于州府”，然后，由州府将收入分作“上供（中央）、送（节度）使、留州”三部分。《旧唐书·王彦威传》记载：唐文宗时（公元826年～841年）“天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三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分之一蔫。”

宋朝初年，宋太祖对地方政府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政策。各州赋税收入除日常供给外，其余一概由转运使“辇送京师”。

 

    到了元代，税收分成制继续向着有利于中央的方向发展。根据武宗时中书省“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的奏言，可见上交中央与留省自用的比例达到了7∶3。

 

    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州县税收分为“起运”、“留存”两部分。每年各州县赋税征齐后，按规定的数量和时间，将应上缴中央的税收“起运”至省布政司，听凭户部调用。“留存”部分划归地方用于官俸、军饷和办公经费等。“起运”与“留存”比例大体上为8∶2。

 

    清代承袭明制，中央的户部拥有“制天下之经费”的权力，各省“留存”必须经奏准才能开销。清嘉庆末年（19世纪初），全国赋税收入3335万两白银，“留存”只有580万两，仅占18%。可见清朝前期的财税权力达到了中央高度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