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的经济学分析与法律认定——谈对《价格法》第14条第（七）项的理解

    内容提要：暴利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是明确禁止的，却对暴利的界定还没有合理有效的解释，也缺乏广泛适用的应对措施。本文从经济学层面对暴利的形成进行案例分析，在法律层面对暴利加以尝试性的界定，继而提出暴利的市场和法律应对措施。本文认为判定暴利的关键是过程不当而非目的不当，暴利行为的根本特征是违背市场交易的自由原则，产生暴利的主要行为是欺诈和垄断，应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市场途径或法律救济做出应对。

    关键词：暴利　过程不当　意愿价格　欺诈　垄断

    一、作为出发点的实例分析

    《价格法》第１４条第（七）项将“暴利”一说明确写入。然而，暴利是什么，现行法律和法理均未给出确定合理的解释，这势必带来执法上的困难。在去年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首都国际机场商品价格暴利事件中，虽然外界一再对其离谱的定价大加批评，相关行政部门也介入干预，但价格仍难以平抑，一重要原因即由于现行法律限制，价格主管部门只能对国际机场商家未明码标价等不正当行为勒令改正，而对其自主定价行为没有适当办法协调。出于这样的疑问，本文试图对商家暴利的法律认定做一探讨。

    通常，不同行业、不同商品和服务一般用利润率衡量暴利，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利润率达到５０％乃至１００％以上就可能被称为暴利，而一般认为现代市场竞争条件下，１０％的利润就已属高利润。从这样一个经验性标准出发，进入以下实例分析。

    ２００２年７月４日，有顾客在杭州某大型超市店购买唐纳兹牌２６８ｇ规格高钙西湖藕粉一袋，标价为一般价格１０元，会员促销价７．２元（即持有会员卡的顾客可按此价格购买）。第二天打电话至生产该种西湖藕粉的厂家，问明该产品出厂价为５．５元。售价几乎是其采购价的两倍，如此大的差价，即使再考虑其相应的运输、库存等成本，其成本利润率也应在５０％以上。是否据此就能判定该商品的定价存在暴利呢？要明确的是尽管前文屡次提及暴利，但这种“暴利”更多意义上是日常的夸张说法，并无严格的经济学和法律依据，仅仅用利润率这样的表面数据判断暴利存在与否显然是不严谨和不合理的。一种商品或服务的定价是否存在暴利或者即使存在暴利是否就需法律干预和禁止，需要对价格形成的内部结构进行经济学层面的分析和法律层面的判定。

    对该个案价格做一些初步的经济学分析，就会对暴利之说产生疑问。一个大型超市往往有着优雅的购物环境，提供停车场和免费客车接送等较健全的配套服务，再加上清洁、保安等相关费用，其经营成本相对较高。这些固定成本和费用都会计入商品价格的核算中。而对是否平均摊入所有种类商品企业则有不同做法。假如平摊也产生如此大差价，即所有商品定价都很高，就表明经营成本过高，难以为继。在经营成本适当的情况下，如果商家初始定价时通过一定方法确知某些类商品是畅销品且价格弹性较低，从而在成本核算时将这些成本和费用更多地摊付在这些商品上，其定价便会相应提高，若摊付商品相当集中，这些商品价格就会显得过高；另一方面，那些非畅销品和价格弹性较高，因摊入的成本费用较少甚至没有，价格降低，有助于扩大销售。这种会计方法在成本并无提高的情况下增加了利润，其中来自高定价商品的利润是否属于暴利和合法的呢？

    当然，接下来要问的是，高定价是否能成交？大卖场型超市销售量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为采购大量商品者降低搜寻成本。如果大卖场能提供足够多品种、规格、品牌的商品，使消费者在不增加搜寻成本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目标商品，并且消费者对品质的看重胜于价格，前述高定价即可成交。从另一角度可认为是为消费者节省的搜寻成本转化入商品的价格。

    然而，是否合法的问题仍没解决。法律和政策设计者往往会抱着公益的目的，比如，倒卖黄牛票在美国一些地方就被认为是违法的，门票经纪人常常被警察逮捕和罚款。至于法律的干预是否有效率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包括法律应该介入哪些地方，如何介入，采取什么样的调控措施。

    二、暴利概念的法律认定

    《价格法》有如下规定：

    “第十四条　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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